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衬衫厂又停工了。翠萍想要问老板讨来上半年的工资，至不济上个月的也行。老板不接电话，问就是阳了。

衬衫堆在库房里，花花绿绿的套在塑料方袋子中，说是要销往什么卡塔尔，卖给看足球赛的人。据说一箱箱的衬衫要装进货轮，沿着海，走过马六甲，新加坡，一路开进波斯湾。

是国栋告诉翠花这些的，他是个机修工，前两年凑凑合合过日子，今年却再没什么活。因为老是停工，他又驻厂，闲下来就给挡车工们讲故事。都是网上的二手消息，他却讲的活灵活现：

“你们知道为什么货卖不出去了么？”他说。“告诉你们，今年还好，明年可走着瞧吧。”

“为啥呢？”翠萍不明白。放在几年前，衬衫厂不算差单位了，至少比化工厂安全，比电子厂轻松。

“因为有病毒啊。”国栋坐在椅子上，一摊手。“外国人说，货物上沾着新冠变种，验收不达标，又说要安排人员进来检查，方才同意出口。”

“外国就没病毒吗？”翠萍纳闷了。“真跟他们说的，那世界杯都没人戴口罩？”

“嗨，怎么可能。”国栋摇摇头。“其实啊，就是嫌贵，找个借口敲你竹杠。到时候赔一笔消毒费，再交一笔罚款，照样能出口。海关的洋人眼睛一闭，病毒就不存在了。”

“贵？这衬衫还贵？”翠萍问了那天最后一个问题。手里的衬衫，是她亲手操作机器，盯死了眼睛看着每一根线头缝合上去的。要论用心，并不输那意大利的皮包皮鞋，要论专注，比瑞士的钟表匠也不逞多让。

“人家巴不得你倒贴钱呢。”国栋摇摇头。“巴不得你挣的钱全部用来买了美利坚的电影，买了响当当的辉瑞。再随船运几个挡车工过去当免费的佣人，衣服破了，就痛骂一顿让你缝好。”

“还没完了？”铃响起来，翠萍条件反射的动起了手。这活不到饭点不能停，扎破了手指就贴个创可贴接着干，血汗和辛酸凝聚在这块布料里，看起来是烂大街的工业品，背后却是某个工人的一点希望。

“我说，你这么累干什么？”国栋也鼓捣起零件，敲敲打打。

“我爹得了新冠。他七十多了，医生说，得买那什么辉瑞才能好。”翠萍手忙脚乱。“我没交医保，一盒大三千多，要吃个几盒。明天我要是领了工资，大概够用。”

国栋摇摇头。药太贵了。

一盒成本不超过五百元的化工产品，凭空能长出来数千元的价格。算上海运，算上包装，算上医药代理的利润或研发人员的工资，也不值如此的数目。或者，为研发的成本定个总价，那么其价格大约会随着销量增加而递减，然而，没有。那种药仿佛被上帝厘定了含金量，永远要卖这样的价格。

倘若一件成本几元的衬衫卖到上百，一顿成本五元的早餐定价五十，大概人们会嗤之以鼻，为商人之无耻侧目。自然有拿了钱的人振振有词，说是为了人类健康，药企的高利润将反哺研发，牺牲了此刻，拯救了未来。然而，一旦另一些人在同样的领域有所突破，什么未来，什么牺牲，全都不重要了。大举压价的价格战将汹汹涌来，把挑战者彻底捏死。

这个道理，有些人明白，有些人不明白。有些人明白，却选择装作不明白。
第二天工厂大门紧闭，钱还在老板不知道哪张卡里。辉瑞躺在医院的药柜，张牙舞爪嘲笑着掏不起钱的穷b。翠萍去了医院，急得没办法，求爷爷告奶奶，也挤不出什么钱。两千多工资的草窝，怎么也省不出金凤凰。

父亲在输液，她一个人在大厅里踌躇焦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。国栋来了，他寒暄几句，从怀里掏出来一沓纸钞。已是电子支付的时代，但农民工们还是偏爱纸钞的温度。翠萍不知如何是好，在这个人人都得了病的时代，大概还有人的心肠保持滚烫，保持健康。

半个月后工厂又开了工，老板一脸疲惫，也没有了当时发朋友圈的雄心壮志。老板倒是算数，开了工资，却又说缺钱只给了一小半。两个人身上揣着不到五千块，但可算是有了一点点希望。世界杯已经结束了，几块钱的衬衫满地都是，捡都捡不完。摆在衬衫厂的箱子们不知去向，也许会变成阿富汗儿童的新年礼物。

新订单说是要备战24年美国大选，还说有人下了血本。只希望届时，不要又传来什么神秘的病毒，凶狠猛烈，让工厂再度停工吧。